重读《费尔巴哈论》

唯物主义思想源远流长，历经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和现代唯物主义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三个历史形态或阶段，并在人类不断由愚昧走向文明、不断由黑暗走向光明的曲折历程中，伴随着进步的革命的阶级或阶层冲锋呐喊，在历史和现实中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写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简称《费尔巴哈论》），是现代唯物主义的经典。它以浓缩的形式再现了唯物主义的发展历程，以科学的态度审视和批判了旧唯物主义的局限性和唯心主义的错误，以精辟的语言阐述了现代唯物主义的基本精神，从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今天，重读《费尔巴哈论》，别有一番意义。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中，必然会面临各种思想的碰撞和挑战。如何正确对待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如何全面理解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唯物主义，以及如何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指导我们正在进行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都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重温一个多世纪前革命导师恩格斯的教诲，会对我们有许多新的启迪。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把他们创立的崭新的唯物主义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称为“现代唯物主义”。现代唯物主义的诞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向人类提供了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现代唯物主义的产生不仅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殚精竭虑探索真理的结果，而且是人类认识发展逻辑的必然。现代唯物主义的科学性取决于它所赖以形成的社会实践及其条件，取决于对人类优秀思想文化成果的充分吸收，取决于对旧哲学的辩证扬弃。在《费尔巴哈论》中，恩格斯通过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正确地对待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如何吸取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以及如何拯救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现代唯物主义之所以是科学的世界观，正在于它以社会实践和科学发展为基础，突破了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狭隘视野，正确地说明了世界的本质和一般规律。

现代唯物主义的科学性体现在它彻底清算了唯心主义，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局限性，实现了对旧哲学的革命性超越。

唯心主义是人类认识之树上开出的一朵花，但它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它把认识过程的某些环节或阶段绝对化，或者夸大了主观精神的作用，或者把精神抽象化为人以外的支配一切的“实体”，从而使精神与物质世界本末倒置，向人们展示了一幅颠倒了的世界的图景。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哲学中唯心主义的集大成者。他构筑了庞大的唯心主义体系。在这个体系中，自然界只是绝对观念的“外化”，思维和观念是本原的东西，而自然界、社会是派生的。黑格尔哲学是一个充满矛盾的集合体，一方面充满了神秘主义、唯心主义，另一方面又包含了丰富的辩证法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唯心主义进行了彻底的批判，而对辩证法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和改造。

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超越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费尔巴哈一反思辩的唯心主义哲学传统，直截了当地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用恩格斯的话说，费尔巴哈思想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从黑格尔主义走向唯物主义的发展过程。费尔巴哈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完全决裂并认识到，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之先于世界的存在，在世界之前就有的“逻辑范畴的预先存在”，不外是对世界之外的造物主的信仰的虚幻残余；我们自己所属的物质的、可以感知的世界，是唯一现实的；而我们的意识和思维，不论它看起来是多么超感觉的，总是物质的、肉体的感官即人脑的产物。物质不是精神的产物，而精神本身只是物质的最高产物。马克思和恩格斯充分肯定了这些观点，认为它是“纯粹的唯物主义”。但是，费尔巴哈到这里就突然停止不前了。

唯心主义宣布解决了科学的最终任务，从而封闭了一切科学走向未来的道路。旧唯物主义不能将唯物主义贯彻到底，是半截子的唯物主义。了解以往德国唯心主义的完全荒谬和旧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这就必然导致现代唯物主义。“现代唯物主义，……不是单纯地恢复旧唯物主义，而是把两千年来哲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全部思想内容以及这两千年的历史本身的全部思想内容加到旧唯物主义的永久性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81页）超越与继承是辩证统一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旧唯物主义局限性的批判，是对唯心主义批判的继续。因为，旧唯物主义的重大缺陷之一在于它是历史唯心主义的。现代唯物主义对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双重超越集中表现在克服了历史领域中的唯心主义，创立了唯物史观。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和那种以天真的革命精神笼统地抛弃以往的全部历史的做法相反，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作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坚持从物质世界本身出发来探寻世界的本质，并从物质实践活动出发，说明了物质与精神、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真实关系，否定了唯心主义对自然界和社会历史的本质和规律的歪曲。

从根本上说，现代唯物主义的科学性来源于它深深植根于科学发展和实践发展之中。

唯物主义与科学是天然的盟友。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近现代，唯物主义固有的追求客观真理的本性，决定了唯物主义的发展深受科学发展的影响。恩格斯指出：“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而自从历史也得到唯物主义的解释以后，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也在这里开辟出来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8页）现代唯物主义是建立在现代科学发展基础上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都密切关注科学发展的新动态，每一个新的科学发现都会使他们兴奋不已。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述中不难看到，他们常常根据新的科学发现来补充或修正自己的某些具体结论。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新的发展，为现代唯物主义提供了新的科学养料，同时也进一步证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性。

如同古希腊神话中的安泰离不开大地一样，现代唯物主义丝毫离不开社会实践的土壤。与旧唯物主义不同，现代唯物主义充满着实践精神，并始终与社会生活之脉共同搏动。正是因为立足于社会实践和从科学的实践观点出发，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可能从根本上超越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并以全新的视野来观察和研究世界，创立彻底的完备的唯物主义。现代唯物主义经受了一个半世纪社会实践的洗礼与检验，并在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结合中不断发展，至今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如果脱离社会实践和科学的发展，必然会导致哲学的荒谬。恩格斯指出，费尔巴哈失足的重要原因在于他离群索居，远离社会生活，漠视科学发展，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科学地概括和深刻地阐述哲学基本问题，是《费尔巴哈论》的一个突出贡献。“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同上书，第223页）恩格斯一百多年前所作的这一判断，在今天依然闪烁着真理的光辉。哲学不断发展并变换着自己的内容和形式，但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依然故我。这是由哲学的本性决定的，是由现实世界的基本关系决定的。精神与物质的关系问题始终缠绕着哲学家的头脑，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交锋始终占据着哲学的舞台，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的关系问题，既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也是实践中的基本问题。在科学认识极为落后的远古时期是如此，在当代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代社会也不例外。

唯物主义是在同唯心主义的不断斗争中发展的。从人类步入文明的门槛以来，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交锋从来没有止息过。在历史上，唯物主义往往同理性与科学联姻，唯心主义则往往同神学与迷信结缘。在哲学发展史上，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无神论与有神论的斗争，都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主要形式之一。

古代的神灵观念、巫术迷信是社会生产和科学知识落后的产物。当人们对自然界、人的生理现象尚处在无知或少知的状态下，不可避免地会对自然、人体、精神产生神秘感，产生灵魂不死、神灵支配万物的观念。进入阶级社会后，反动的统治者有意夸大这种神秘性，鼓吹唯心主义的天命论，用神或天意（天命）来解释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并以神或天意的代言人自居。“君权神授”，“天不变，道亦不变”等观点，充分表明有神论是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

唯物主义主张无神论。无神论是在尊重客观现实或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在科学发展的推动下，在与有神论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的。中国古代的无神论，主要围绕“天人”关系和“形神”关系两个问题与有神论展开交锋。在“天人”关系问题上，无神论反对把世界万物视为“天”（神、造物主、老天爷）的造物的观点，主张世界万物是自然存在的，是按事物本身的法则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并且重人事，轻天道。在“形神”关系问题上，无神论主张人的精神（“神”）依附于人的肉体（“形”）而存在，人在精神在，人亡精神亡，反对灵魂可以脱离人体而存在、灵魂不死的观点。先秦时期，荀子批判了天命论，提出“天人相分”、“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两汉时期，针对盛行一时的董仲舒的神学世界观，司马迁主张从唯物主义自然观出发，“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张衡以自然科学的成就来反对天人感应的神秘主义、谶纬神学；王充用“气”的一元论论证“天”的物质性，否定有鬼论和报应论，并对世俗迷信、神仙方术进行了全面批判。南北朝时期，南朝的范缜写下了著名的《神灭论》，较正确地解决了形神关系，批判了神不灭论，动摇了神学的理论基础。唐朝的柳宗元、刘禹锡，北宋的张载，都对无神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明末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夫之和熊伯龙的无神论是中国古代朴素无神论的高峰，对神学和迷信进行了较全面的批判。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派思想家谭嗣同、严复、章炳麟等人，吸收西方的启蒙思想和自然科学，主张无神论，并把反对传统的天命神学和封建迷信同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结合起来。

现代唯物主义不是书斋里的产物，也不是仅供学者消遣的“学术”。就其本质而言，它是科学地认识世界和有效地指导人们改造世界的指南。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主义哲学高度凝结了我们时代的最先进的思想成果和科学精神，充分体现了时代进步的要求。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的上下求索而选择的结果。在当代，崇尚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应成为我们民族精神的基本取向，成为我们民族精神的主旋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以现代唯物主义为指导。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也是中国化的现代唯物主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的一个重要方面。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离不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邓小平同志一贯强调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性。“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8页）。针对一些干部轻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倾向，他又指出：“或者会有同志问：现在我们是在建设，最需要学专业知识和管理知识，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什么实际意义？同志们，这是一种误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同上书，第146页）

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是我们行动的指南，是因为它倡导科学的理论思维。恩格斯曾经指出，一个民族要想攀登上世界的高峰，不能一刻没有理论思维。缺乏理论思维的民族是精神贫乏的民族。体现在现代唯物主义中的科学理论思维具有客观性、实践性和辩证性三个基本原则。客观原则要求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去反映世界，避免主观性、随意性，要从现实推导出观念，而非从观念推导出现实。实践原则要求以实践为认识的基础。对一切唯心主义、怀疑论和不可知论的最令人信服和最有力的驳斥是物质实践活动。凡是使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辩证原则要求人们全面地、动态地、历史地看问题，防止机械性、片面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是我们的行动指南，是因为它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社会现象扑朔迷离，历史唯物主义为我们提供了透过现象把握本质的科学认识方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一个庞大的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经济、科技、政治、文化思想等各个方面，仅仅依靠经验知识是不够的，仅仅依靠实证科学知识也是不够的，必须有正确的哲学思想为导引。我们的事业是前无古人的，需要勇于探索和开拓。面对新的历史机遇，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头脑，以现代唯物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进一步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的规律，自觉地坚持贯彻和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增强决策的科学性和预见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是我们的行动指南，还因为它是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理论基础。唯物主义决不是像一些人理解的那样只见物不见人，只讲物质利益而不讲理想精神。对精神世界的追求并非是唯心主义的“专利”。早在恩格斯生活的时代，就存在着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误解。“庸人把唯物主义理解为贪吃、酗酒、娱目、肉欲、虚荣、爱财、吝啬、贪婪、牟利、投机，简言之，即他本人暗中迷恋着的一切龌龊行为；而把唯心主义理解为对美德、普遍的人类爱的信仰，总之，对‘美好世界’的信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2页）与庸人的见解相反，现代唯物主义不仅不反对对美德和美好世界的追求，而且为这种精神追求奠定了正确的世界观基础。只有在正确地理解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才能确立起对人生和社会理想的正确追求，才能正确评价人生和客观事物的意义。如果人们的大脑被唯心主义及其提供的错误的世界图景所占据，那么就会产生扭曲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就会沉溺在荒诞的精神世界里难以自拔。现代唯物主义主张人们以健全的理性、科学的态度“入世”，而反对消极的“看破红尘”、逃避现实。